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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码中特资料 一肖中特谜语 比起莫高窟的宝藏,他们可能更珍贵…

原标题:比起莫高窟的宝藏,他们可能更珍贵…

  敦煌研究院七十多年的发展史,“注重人才培养”的传统代代相传。早年常书鸿先生从法国回来,向全国广招人才,开拓敦煌事业;段文杰院长在改革开放之初,就不断派年轻人到国外学习……时至今日,一批批“敦煌人”坚守大漠半个多世纪,陪伴着莫高窟这座“历史的老人”。

  敦煌研究院有很多“海归”,您看到的是其中三位的经历。回忆他们所处的年代,从西北大漠去往异国他乡留学深造的经历。讲述是什么力量,让他们从艰苦卓绝的地方出去,了解外面的世界后,又坚定地回来,一生扎根大漠,还“乐在其中”的故事。

  李萍·不忘初心

  1988年5月8日,在日本神户大学,25岁的李萍第一天上学。

  那天下着大雨,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结束在日本的交流活动,临回国之前,从东京专程赶来。他去拜访了李萍的老师,神户大学文学部教授百桥明穗先生。

  “这个女孩不容易,是从我们敦煌千里迢迢到这来的,我们研究院十分需要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才,希望百桥老师尽力把她培养好,让她早日回国。”李萍回忆,当时,百桥明穗很感动,觉得院长这么忙,还能为一个留学生来拜访他。

  那时,李萍租住在一个木材商的公寓里。段院长也专门去拜访了这位房东。他拿出一本敦煌的小画册送给木材商。

  “30年前的那个时候,和今天没法比。在那之前,我只在北京上过几年学,没怎么出过门。”如今,55岁的李萍回忆那日站在雨里,看着段院长离开的背影,止不住泪目。

  时间回到更早的1981年4月1日,18岁的李萍和其余22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坐着那辆贴着“欢迎新干部”的大客车上,驶向莫高窟外的敦煌研究院。李萍和爱人坐在车里,那时,他们彼此还未相识。

1981年4月1日,李萍(前排右一)与同事在莫高窟前合影。 图/受访者提供

  七年后,因有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所学日语的基础,敦煌研究院公派李萍赴日进修,在神户大学百桥明穗研究室学习佛教美术史。

  李萍离开敦煌那会,她们喝咸水,住土房子。买一条连衣裙,都得托一百多公里外的柳园司机捎带,一条十几块钱的裙子,大家都看谁穿上合适。

  到了日本,满街的百货商店、闪烁的霓虹灯、24小时便利店,琳琅满目的商品,连衣裙、化妆品、零食,应有尽有。从人烟稀少的敦煌,李萍一下子置身在繁华的东京街头,有点眩晕。

  “从这么艰苦的地方出去,很多人觉得是逃离了‘艰苦与寂寞’,可能不会回来了。”她说。

1988年,李萍在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留念。

 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是中日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,敦煌研究院和日本方面交流合作很多,迫切需要懂日语和佛教美术专业知识的人。

  “当时出去,是敦煌研究院给我搭的这个平台。有幸能在段院长、樊院长等一批德高望重、学识渊博的敦煌学大家的培养指正下工作,得到他们的呵护,真是太幸运了!”李萍说,老先生们对敦煌的挚爱,为年轻人争取来了这学习的路径,也在80年代,为他们创造了从中国跳到另一个国家的机会。

  李萍坦言,在日本回头再看自己的国家,那种萌发的爱国之情,和对敦煌的思念,终身难忘。

  当时,神户大学留学生会馆坐落在港岛上。神户港跟中国天津港常有货物往来,每次中国船只“鉴真号”一来,从会馆的窗外便能看到停泊在港口的船上,飘扬着五星红旗。

  “看到国旗,想家,想亲人,想起院里工作和老院长对我的殷切期望。”她说。

  有一年,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去日本开会,李萍陪同做翻译。机场送别时,樊院长对李萍说:“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呢,在日本很多,但如果回到敦煌,你可就是宝贝了。”

  李萍明白樊锦诗的期望。当时,神户大学有70多名中国留学生,很多留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日本。1990年5月,李萍如期赶回敦煌,多一天也没待。回国后,她投入国际学术会议翻译工作。白天翻译会场报告,夜晚翻译两国老专家间的学术探讨。

  两年后,日本政府援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,招标、签约等事务繁杂,李萍担任翻译。自那以后,忙的事一桩接一桩,先后接待了很多如小渊惠三等日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界的政要、名人。

1990年,李萍为段文杰院长做翻译。

  后来,李萍从莫高窟接待部助理、副主任、主任,升任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主任。近40年来,她一直在敦煌研究院接待部和数字展示中心,这两个弘扬敦煌文化的“大部门”工作,在莫高窟文化遗产管理和游客管理岗位,见证了莫高窟的开放历程。

  进入中年后,李萍开始尝试利用日语能力和所学专业,翻译学术专著,翻译出版了《涅??与弥勒的图像学》《犍陀罗美术寻踪》等,近100万字。

  六年前,李萍被敦煌研究院评为研究员。这在全国文物管理领域,由接待岗位获得研究员职称,并不常见。

  “最近,我还去了日本,拜访了曾经关照过我的老师和朋友,他们也都替我今天的发展高兴,我也觉得很幸福,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,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心。”李萍说,莫高窟成全了自己的事业、爱情和家庭。

  李萍的爱人在敦煌研究院考古所工作,女儿就出生在莫高窟。

  孩子很小时,保姆抱着她,常坐在莫高窟前面的沙丘上等妈妈下班。女儿稍大时常常说:“爸爸妈妈,你们上班的地方,人太少了”。

  女儿长大后,去了上海。李萍说,孩子这一代,想去人多的大城市。但现在,她又常打电话来要关于敦煌的书籍。敦煌研究院在上海的展览,也每次都去看。

  每年大年初一,李萍都会带着女儿,走一遍莫高窟。

  “在我们心里,莫高窟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、巨人,他也存在很多身体上的问题,面临着很多方面的压力。”她说,需要我们这个民族、需要全人类,拿出我们最大的智慧、虔诚和敬畏,去对待他、爱护他,才能把他永久保存下来。

  赵声良·我们应该帮助她

  比李萍小一岁的赵声良,20岁那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莫高窟。那是1984年。

  赵声良从小喜欢画画、写毛笔字。大学时,也读过一些关于敦煌的书。大三时,他从《中国青年报》上看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:研究院现在人才“青黄不接”,急需大学生来莫高窟工作。

  “那时,我就下定决心要去敦煌了。”赵声良西装革履,等待与记者相约的采访。他戴着眼镜,讲话温柔、和蔼,回忆起一些往事,总是像个孩子似的笑起来。

1985年,赵声良在莫高窟。

  1984年夏天,来敦煌之前,他给段文杰先生写了信。很快收到了回信。“很欢迎,段院长说了很多鼓励的话。”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赵声良一直记得,在当时,他父亲一封接一封写信,劝他回老家云南。

  怕自己毕业回家后被家人劝说下改变主意。赵声良索性直接背着行李,在北京站上了开往甘肃的火车。

  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,火车到达兰州。在甘肃省文化厅报到后,又坐了近30个小时火车,到了瓜州柳园站。下车后等了很久,终于坐上从柳园发往敦煌的长途汽车。夜幕降临时,才进敦煌市区。

  那时敦煌市很小,更像一个小镇,街上没几个人。下车后,赵声良拖着行李在街上不知去哪儿,路人都会朝他瞥一眼。“因为人很少,大家一看我就是外地人。”想起这,他又咯咯地笑起来。同时,樊锦诗正坐着研究院当时最高级的车,一辆北京吉普车在大街上来回寻找赵声良。

  后来,樊锦诗回忆说,当时,车站找不到赵声良,就坐着车在街上转转看。看着一个大学生拖着行李,就是他了,便喊上了车。

  到研究院时,已过了饭点。樊锦诗给食堂打招呼,特意为赵声良留了一碗面。吃过后,带他去拜访了段文杰院长。晚上,樊锦诗领他到九层楼前的小平房,这里就是赵声良在莫高窟最初的“家”。土房子,土炕,土桌子,用纸糊着的天花板上,常常有老鼠在“群舞”。

  次日清晨,他就迫不及待地钻进了洞窟 。“比我在书上看到的图片、比想象中还美千倍万倍,马会宝典 118图库 为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??上海防战台风“安比,真是太喜欢了。”赵声良说,到了敦煌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,尽管那时房子地上的土永远扫不干净,只能洒点水压着,喝的大泉河的咸水,两个月来,不停地拉肚子。

  两个月后,慢慢习惯了。但是,偶尔出差回来,又接着拉肚子。如此,反复一年后,赵声良才慢慢适应了。

  “最初的一些年,生活很是清苦。但是,关键你很喜欢它,你看着那些壁画,很吸引人。研究它,找很多书看,六合彩宫网 全程无法人为删改数据,当你了解一个壁画的内容,了解完了更有意思。”他说,色彩、人物形象、线条……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。

  那个时候,他们一群喜欢绘画的人,经常上洞子看。碰到不懂的就去请教老一辈的专家们,老先生们总是耐心讲解。

  当时,研究院一共也就70多个人,大学生并不多。每年年底,段院长把几个大学生请到家里去,亲自下厨做菜,作为四川人的段老烹饪手艺极好,做一桌丰盛的菜,让大家美餐一顿。

  1996年,一直在《敦煌研究》杂志做编辑的赵声良也赴日进修,为期两年。两年后,赵声良又自费在日攻读了硕士、博士学位。前后在日本待了七年。

1998年,赵声良与马世长、曾布川宽先生在京都。

  赵声良说,20世纪80年代,日本人说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国外”,这句话对中国的学者刺激很大,都发奋努力搞“敦煌学”研究。“客观地看,当时确实不如人家。”他说,日本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,包括印度、中亚的佛教壁画,而我们自己还没有一套更好的办法,深入研究、分析敦煌艺术各方面的特点。

  2003年,赵声良从日本毕业回国,收到国内多所重点大学“橄榄枝”。“我又回到敦煌看了一下,两方面因素促使我留下来。”赵声良说,一个是作为学习美术史的他,敦煌是一份宝库,这里有完全第一手的资料,别人看不到的,他能看到。如果把敦煌做好了,那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,也有重要作用。

  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,在赵声良离开的七年里,敦煌研究院发生了很多变化。“看到樊院长(时任院长),做了很多努力,她真的很了不起。”赵声良说,为了保护石窟,她有很多非常令人钦佩的做法。比如,在2000年前后,全国很多地方搞旅游开放赚钱,樊院长顶住这个“思潮”,同时积极推动通过了《莫高窟保护条例》的颁布,这为莫高窟设置了相当严肃的“保护机制”。

2005年,赵声良在印度山奇大塔考察。

  时隔七年后,赵声良重回敦煌研究院《敦煌研究》杂志当编辑部主任。1984年来到敦煌研究院后,到1996年去日本之前,他一直担任编辑。

  这份敦煌学权威期刊的成长,记载着赵声良的青春年华。只有一个老主任和他一个“兵”的年代,编辑部在敦煌,印刷在天水。每期都要坐30多个小时火车,把手写的稿子送去天水。

  排版有时长达半年,排好后,印刷厂打电话叫去校对。赵声良又坐上火车去天书校对半个月。上车的柳园站是个中转小站,上车后基本没有座位,30多个小时常常全程站过去。

  天水的印刷厂,在城郊的农村,周围连个商店也没有。有时看稿子忘了饭点,只能挨饿。到了晚上,实在忍不住,就去附近农民家里,用点零钱换一些吃剩下的玉米面馍馍充饥。

  回忆这些往事,赵声良说:从个人来说,我们之所以能够坚守大漠,是莫高窟本身,值得我们投入一辈子精力去为他做出牺牲。“莫高窟是伟大的、不朽的,我们个人,在这样一座宝库面前,无足轻重。”他说。

  赵声良说,作为中国人,我们这些人有义务守着她(莫高窟),有责任把这个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代表保护好、研究透、发扬光大。

  韩卫盟·我们是一粒沙子

  2003年,刚刚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的韩卫盟和女朋友范丽娟,也来到了敦煌。

  韩卫盟记得,上大学时,班里有个同学的爷爷是敦煌学大家史苇湘先生。小时候随爷爷在莫高窟待过的他,常常给同学们讲莫高窟的故事,也会拿爷爷写的书给同学看。

  “慢慢就对敦煌很向往,尤其我爱人(当时的女友),她特别喜欢这里。”韩卫盟说,毕业后,他们给时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写信,最终来到了莫高窟。

  在此之前,看过关于敦煌的纪录片和电影,做好了这里条件艰苦的准备。“来了以后发现,条件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。”韩卫盟说。

  韩卫盟来时,莫高窟九层楼前,曾经赵声良住的平房,早已改建成了陈列馆。敦煌研究院在三危山下,盖上了职工宿舍,食堂整洁干净,菜肴可口。敦煌县城也有研究院的家属楼,每日有通勤车接送员工上下班。

  韩卫盟在美术所学习临摹。跟所里的老先生,学习练线条、写毛笔字。研究院对新人进行集中培训,老专家们带着韩卫盟等新人对洞窟逐一的看,做讲解,最后还进行了考试。

  当时,美术所规定,新来的人都要去接待部当一年讲解员。韩卫盟放下手里的笔,每天带游客做讲解。闲下来,就背诵、看书,学习。

  2012年,韩卫盟赴日。在日本的三年零八个月里,除了进修期,他还完成了日本画专业的硕士学位。

  2016年,韩卫盟学成后回到敦煌。“去了国外,返回来再看敦煌壁画,你更热爱它,愈发感觉到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,真的很伟大。”

  韩卫盟有时也思考,为什么当年在法国已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常书鸿院长(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),舍弃那些成就和生活,跑回来守在敦煌?

  后来,他慢慢觉得,敦煌有一种“磁场”,是莫高窟这座宝库的“感召”,不断有人朝他赶来。“能来到这里,并且待下来的,心里是有种情结在里面。”他说:“一想起那些老先生,想起莫高窟,我们其实更是一粒沙子。”

  2017年开始,敦煌研究院与腾讯集团合作,将在AR/VR、云计算、智慧旅游、游戏、动漫、音乐等领域深度合作,推动“数字丝路”上的文化保护与交流。

  今年,韩卫盟和爱人参与该合作内容中的一项环节,172窟壁画的整窟临摹。他说,将要从172窟开始,大量调查完后会做出一个很小的色卡,将来要做出“敦煌色彩”。

  韩卫盟说,其实,莫高窟每个时期色彩也在变化,只是她变得慢。“我们只是陪伴着,用手中的笔临摹它,记录下这个时代关于她的色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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